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影 隔离的情感账

　　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张影

　　只有关注人心的政策，才能平衡情感和经济的两难选择，才能让我们的政策不但能战胜呼吸系统中的疫情，也战胜人们心中的疫情。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国家，战“疫”都到了关键时刻。

　　2020新年至今，千里山河，无数人心被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牵动，30余个省份出现感染病患，许多城市启动应急响应，武汉“封城日记”已写了十八日……这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生死较量。

　　作为个体的我们，不断告慰并前行，期待拐点的到来。决策者们，面临着更为棘手的两难抉择：一边是凶猛的疫情，一边已经近乎停摆二十天的中国经济，是继续停工隔离以保证安全?还是逐渐复工以保障国家经济建设不受到更大的损失?

　　很明显，继续完全隔离的经济成本非常高。从经济学角度出发，遵循“理性人假设”，从经济成本大于一切这个角度出发，隔离的经济成本从长期来看甚至已经高过了不隔离的成本。然而，人，首先是情感动物，然后才是经济学范畴中的人。单纯从宏观角度考虑寿命的经济成本，似乎忽略了个体的情感价值的问题。

　　自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这一论断，它就构成了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基石。虽然经历了多次的修正和更迭，这一基础至今仍屹立不倒。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学，是我们认识和分析这个世界非常有价值的方式。

　　但现实的运作往往并不如此简单，我们也需要去理解人们为什么总是会在有些情况下重复地做着一些看上去并不理性的决策：比如，每次航班起飞前，机上广播都会强调，如果你和婴儿在危急时刻都需要氧气面罩，请先给自己带好面罩再帮助婴儿——因为你戴好面罩才有能力继续帮助婴儿，这看起来理所应当的、最理性的行为，为什么需要被反复强调?同样地，我们的医疗工作者，他们不过是像你我一样的平凡人，为什么会在最危险的时候做“逆行者”，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是他们渴望荣誉，还是理性地思考了如果不去职业生涯就此结束?纯粹的责任感是否可以完全用理性来解释?答案或许是否定的.....林林总总，从单纯的经济学分析，似乎并不能总是给人一个最合理的答案。

　　经济学分析认为，人类所有的决策是服从于效用最大化的。因为每个人的效用函数并不相同，所以当一个人做了看上去似乎不理性的决策之时，经济学分析会认为那是因为这个决策在它个性化的效用函数上实现了最大化。虽然从卡内曼到赛勒(均为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都对理性的定义做出了一定的修正，但从根本上并没有人明确指出，对于人类这个物种，究竟什么是“效用最大化”?

　　将时间“展开”，或许才能更好地定义人类。

　　如果我们能真正地把时间拉长——不是几十年，也不是几百年，而是几十万年——并把人类放回到自然界中，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效用最大化”是为了完成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进化目标。从大约在距今25-40万年之间的早期智人学会取火和用兽皮做衣服开始，到今天我们有着近80亿同伴、进行着无比复杂的社会分工合作的系统，人类一路走来，在各种条件下都适应环境并且坚持生存下去构成了这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而我们当下所有的决策，大到是否生育，小到是否吃冰淇淋，都在潜意识中反映了进化的影响，并继续在完成帮助人类这一物种进化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就很容易思考，为什么在这一未知病毒面前进行隔离这一看上去对经济有着极大负面影响的政策，但在疫情肆虐的情境下，却是有其极大的合理性的。因为这一措施的目标，不仅仅是做到对疫情传播的控制，它也同时关注到了每一个个体在这个特殊时间点上所经历的复杂情感。

　　从地球诞生到现在的45亿年当中，绝大多数物种已经灭绝，现在剩下的，仅仅是这个地球上出现过的物种中的极少一部分。一个人类都应该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不断追问的问题：为什么是我们人类活了下来，并且如何才能继续活下去?达尔文说，更能适应环境者更容易生存，那么，人类究竟做对了些什么，才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这里，去讨论某一个政策是否合理?

　　在人类数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作为物种，我们为了生存和繁衍，进化出了一系列的能服务于这个目标的工具。在这些工具中，有一个叫“情感”的东西：从爱，到恨，到孤独，到恐惧。每一种情感之所以存在，都是因为它对人类的存在和进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没有爱，人类便无法繁衍;没有恨，人类便无法避免危险; 没有孤独，人类便无法维持群居并增大生存的概率……我们之所以在如此多的大灾大难之后仍然屹立在这个地球上，表明了我们的祖先是竞争的胜利者，曾经战胜过我们所有的敌人，不管是自然的危险，还是入侵的物种。而这些胜利，都来源于人类那些基于情感的决策，无论它是冲动、冒险还是恐惧。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在每一个情境中，因为当下的情感反应，做出了在那个时间点的决策，而这些基于情感的决策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人类胜利的底色，成为了人类今天能存在的理由。

　　这一次，也并不例外。

　　回到隔离这一政策上来。我们不从流行病控制的角度上去探讨隔离是否能最有效控制疫情，因为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从情感的角度分析，面对疫情，每一个人最大最直接的情感，便是恐惧。恐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它反应了人类行为最核心的动机: 生存下去。任何不以生存下去为最高目标的物种，是不可能在进化中经历数十万年淘汰还依然存在的。也就是说，正是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对危险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让我们能进化并存活到今天。心理学中著名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核心观点就是，人对死亡有着最高的恐惧。这种恐惧支配了我们当下的行为，无论从长期来看是否理性。也正是因为为了缓解对死亡的恐惧，人类这一物种才建立了文化，试图为我们的存在赋予意义，让人类物种中的每一个个体能够在文化驱动下做出对这个物种最有帮助的决策。这就是我们——作为人类这一物种的生存法则。

　　当我们理解和分析所有当下的政策，包括隔离在内，看到的不仅仅应该是经济上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更应看到为了抚慰每一个个体在这一时间点上所经历的强烈恐惧做出的努力。

　　每一个母亲，在这一刻的恐惧驱使下思考的都是如何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远离病毒，哪怕意味着自己有更大的风险。同样，每一个普通人的行为，不管是把冰箱塞满食物，还是花高价囤积口罩，都是被恐惧和生存的欲望所驱动着。正因为如此，每一项政策的制定，所需要考虑的不能只是长期的经济价值和成本收益分析，也需要关注每一个个体在当下的情感因素。

　　理性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希望能活得长久，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关心人均寿命。但是与此同时，当前隔离所付出的长期代价，经济账单里所计算数字，或许在当下又很难在人们心底激起巨大的波澜，也不大能改变作为个体的人们当下的决策和行为，因为任何长远的利益考量，都不是我们能进化到今天的原因。相反，是每一个当下的情感和冲动，让我们活到了今天，主宰了地球。

　　​在疫情面前，每一位逆行向疫区进发的医者，正是她们在我们因为恐惧而建立的文化感召下，心底泛起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自发地把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放置在个人利益最大化之前，才能让我们这个族群存在和发展下去。这些医者和普通人一样，她们的决策动机不是长期的理性计算，而是当下的情感抉择。

　　合理的隔离政策背后，也应关注如何最大化地抚慰每一个普通人的情感。

　　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抚慰大家的恐惧，用积极的沟通让大家重拾信心，但我们很难用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告诉大家恐惧是不理性的。

　　当下的分层隔离，正是一个让大家消除恐惧，抚慰情感的手段，而如何科学地制定分层策略，在隔离的基础上有序地恢复生产，正是在正视当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恐惧基础上，让每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重新拾起信心，恢复经济生产的折衷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讨论复工的节奏，是否带薪，或是其他的一系列的保障方案。任何政策的制定，都需要正视和尊重人性，激发人性的勇气和善良。

　　毕竟，人的情感可以让我们承受超出简单经济衡量所能解释的损失，也能让我们发挥出简单经济难以计算的热情。而从国家来说，也只有关注人心的政策，才能平衡情感和经济的两难选择，才能让我们的政策不但能战胜呼吸系统中的疫情，也战胜人们心中的疫情。

　　如加缪所言：“只要有一丝温情尚在，绝望就不致于吞噬人心。”

　　春天在不远处，我们奋力以待!
 

　　张影，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营销战略及行为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企业市场战略、品牌管理及消费者行为等。

　　他的大量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管理和营销学术期刊上，并长期担任《市场营销研究期刊》等国际顶级营销学和管理学研究期刊编委。曾获美国营销科学院颁发的杰出青年学者奖, 《消费者心理学期刊》杰出青年作者奖、“消费者研究学会”提名杰出青年研究奖(Early Career Award)。2014年入选中组部国家青年拔尖人才计划，2016年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杰出研究奖。2019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